大律师
『作者:jyw』『最后更新:2012-04-17』『浏览次数:..』『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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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有西,男,浙江人,曾是1982年选调生。浙江大学(杭州大学)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,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(研究生)班结业。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,一级律师,兼职法学教授。曾在浙江省公安厅、浙江省委办公厅、浙江省委政法委、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。曾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负责人、浙江财经学院首任法律系负责人,杭州律师协会副会长。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。

20091214,距离李庄被抓仅两天。午夜11点半,陈有西看完《中青报》对“李庄案”的报道就坐不住了,他一口气写出了5000字的长文《法治沉沦:中青报奇文批判》,指责对方“肆意诋毁中国律师业和《律师法》,对一宗尚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定性的事件先进行媒体审判,充满了对现代法治意识的无知和偏见”。凌晨两点多钟,便发到了博客上。文章发出,陈有西的境遇也自此改变。李庄的家属看到后,决定聘请他为辩护律师。随着“李庄案”的升温,陈有西在法庭上的激昂辩词和法庭外对律师行业、打黑现象的连篇分析也开始受到追捧,全国各地的律师或前往重庆声援、或与他遥相呼应,陈有西在律师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。他在法庭上大呼:“英国首相威廉•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,臣民的茅草房,风能进,雨能进,国王不能进。我今天也套用一下,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,风能进、雨能进,警察不能进!”曾赴重庆的律师房立刚说,陈有西的辩护让他的对手也心服口服。

“李庄案”之前,他的舞台只在长三角。那时,他更多做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并购、金融保险、建筑房地产、国际贸易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代理,刑辩业务只占1/3,但也都是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大案,曾为10多个厅级干部、20多个县级、处级干部做刑事辩护。在浙江司法界也算得上如鱼得水,保护当事人的同时亦能保全自己。13年的律师生涯,让他对这个职业早已有了清醒的认知:“进可以匡扶正义、退可以养家糊口”。倘若司法公正、环境清明,通过辩护,可以让一个个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,而若是法治逆行、世道黑暗,则众人皆醉我独醒,做好每一个案子,赚些律师费也能度日。他对职业精神的苛刻追求让他很快出众人之右,他的从政经历带来的分寸感和政治敏锐度,普通律师更是鲜能具备。

陈有西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1982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中文系。初出校门,他与同学之辈的理想并无差别,希望成为一名作家,以文怡情。毕业时,恰逢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,要培养“第三梯队”,陈有西幸运入选浙江省200名大学生后备干部,作家没当成,一不小心成了干部。他仕途的第一站是家乡宁海县文化馆,后又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去做了宣传干事。

1983年的全国“严打”,让他的生活轨迹很快发生了变化。浙江省公安厅缺少进行调查研究的“笔杆子”,跑到省委要人。“文革”期间,干部大量流失,省委也没有足够的人才,于是推荐公安厅在基层锻炼的200名大学生后备干部中挑选。9个人的档案被挑中,陈有西是其中之一。那年10月,陈有西被正式借调到浙江省公安厅,从那之后,他的文人梦彻底终结了,开始了与律法终身相伴的人生。

借调结束后,他回到了宁海县,成了文化局最年轻的副局长,1985年正式调任浙江省公安厅,担任研究室调研科副科长,后又担任浙江省常委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机要秘书,1988年,随袁芳烈调任浙江省高院院长,陈有西仍然担任他的秘书、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、省高院新闻发言人。

“我那时是浙江司法界的实权派人物,已经在核心层了,别人都以为我当官会很顺利。”陈有西说。他下定决心,如果40岁之前当不上厅级干部,就不干了。“好不容易到了这个位置,应该为老百姓多办事,如果庸庸碌碌,就没必要做官了。”陈有西说。

1993年,陈有西在职考取了北京大学高级法官班,主攻行政法研究。北大的一年,陈有西对际遇有了新的理解,他开始觉得,人生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,做事并不一定要在体制内。

回到浙江省高院后一年,他决定放弃奋斗了10余年的“乌纱帽”。“我家里的存款只有2000元,没有钱、没有学术职称,也没有资源。唯一的‘技术’就是法律,但还没有考律师资格证。人生一下子归零了,比考大学之前还惨。”陈有西说,那段时间,他常常彻夜不能眠,或被噩梦惊醒,头发严重掉落。“我以前头发很厚的。”他摸着光亮的脑门说。那一年,陈有西40岁,是他立志要做到厅级干部的大限。春节,没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。

他开始寻思自己的未来,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,就是搞法律实务,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几经折腾,一直到1999年,陈有西才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,正式成为一名律师。(节选自“大律师陈有西”,南风窗,2011.8.31,记者张墨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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