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方:我最想生活的十个时代
『来源:佳人网』『最后更新:2013-12-08』『浏览次数:..』『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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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文标题: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

  文/李方


  都想自由,但有些不自由却是命定的。比如说,你生在何时,是男是女,父母是谁,属何民族,统统你都说了不算,只有认命。这就不免生出许多幻想。

  好比国外曾经流行一个测验,问如果能够自由投胎,你最愿意做的十个人是谁?各种答案五花八门,从基督、孔子到梦露、杨贵妃,千人万愿,莫衷一是。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,我想我不愿回答,一是不敢高攀,二是怕爹娘不高兴。但我愿意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:你最愿意生活在哪十个时代?实际上,这个问题,是问你最喜欢哪十个时代;并且希望,不要带着标准历史学家的眼光,而只依你个人的喜好去选择。

  这样,这个问题就变得很诱惑,让你按捺不住地说出心中所想。下面就是我的答案。

  一、十一世纪的北宋

 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,我的想法很简单,是因为这一百年里,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。我是文人,这个标准虽低,对我却极具诱惑力。这得托宋太祖的福。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:一,言者无罪;二,不杀大臣。难得他在十一世纪的五个继任者都特别听话。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,地位也空前地高。想想吧,如果我有点才学,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,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;如果我喜欢辩论,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,我不愁赢不了他,他文章好,但禅道不行,却又偏偏乐此不疲;如果我是保守派,可以投奔司马光,甚至帮他抄抄《资治通鉴》;如果我思想新,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,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;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,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,体会一下什么叫“如坐春风”。

  当然,首先得过日子。没有电视看,没有电脑用,不过都没什么关系。我只想做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一个画中人,又悠闲,又热闹,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……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。至于这一百年,还有包青天呢。

  二、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

  首先我得声明,我没有移民倾向。我只想站在人群里,听鲍勃·迪兰唱“How many 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,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”(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,他才能叫男人),这首名叫《答案在风中飘》的歌,是一首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歌曲,也是那个时代的圣经。那是一个最红火又最灰暗的年代。青年人在那时,几千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抗父母的一仗。父母代表了什么?他们供你吃供你喝,又为你安排了一个妥妥帖帖的前程,你怎能不当他们的乖宝贝?但是,儿子觉得,父母的爱已经窒息了他们的每一个毛孔。他们不得不大声自问: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独立的我?

  若我生在那个年代,我想我会和他们一起,开着破车冲上美国的每一条大路,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,听鲍勃的歌,听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歌,大声朗诵金斯堡的诗句。我们随处野营,享尽最狂热的爱情,也用空空如也的脑袋去琢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。当然,我们还会遇到马丁路德金博士,他正领着黑人兄弟向华盛顿进军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大声说:“I have a dream。”(我有一个梦想)。我有一个梦想!让你觉得血在烧。

  三、杜牧时代的扬州

  如果他肯,我愿意随他去扬州。他能够自请下放,我想我也能。“落魄江湖载酒行,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生在晚唐,盛唐国威不再,北方正是军阀割据,朝廷里两派又斗得不可开交,所以我们一起去扬州过过舒心日子。中国就是这样,衰落的年代,反倒美女如云,而且善解人意婉鸾可喜,不像杨贵妃和虢国夫人那样骄横跋扈。这是一个小家碧玉的时代,扬州就是代表。还在早些时候,徐凝就在诗里写道: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。无赖,就是天然的可爱,现在看看杜牧怎么说: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不必如南宋姜夔那样“唤起玉人”,仅这诗句就已让人心醉了。有人说,这是亡国之音,可那些道貌岸然的兴亡说教,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?顾炎武固然说过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,可如果人家连这个责都不让你负呢?还是回来吧,回到这个精神上温柔的家园。

  四、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

  这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长袍,肩上还湿淋淋地一片,信步向雅典的集市走去。路人见到纷纷闪开,仿佛有点怕他。他出来之前,刚和刁蛮的老婆吵了一架。出门时,一盆水便从二楼泼了下来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向往这个时代,因为如果今天再发生这种争吵,怕就不是一盆水所能解决问题的了。老人抹抹脸上的水,头也不抬,只轻轻地说了一句:“我早知道,雷霆之后必有大雨。”

  如果我是一个雅典公民,那么我很可能被老人拉住袖子问道:“告诉我,朋友,什么是幸福?什么是正义?”但真正的雅典人已经被他问怕了。他们会说:“苏格拉底,别再用你那著名的反讽和我们穷开心了。你什么都知道的,你就直说吧。”但老人固执地摇摇头,说:“我知道什么!我唯一知道的,就是我一无所知。”在太多的人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今天,我向往这个有人宣称他一无所知的时代。在太多的人说“你累不累呀”的今天,我也向往这个真诚地探讨什么是正义和幸福的时代。那个时候,雅典人还不知有上帝,所以,他们思考,上帝就不会发笑,一般的人更不会笑。尽管他们自己怕被苏格拉底缠住问个不休,但他们愿意听,即使听不懂,也不会一哄而散。

  但这终于要了他的命。雅典当局认为他在和他们争夺青年,便逼他服毒。那时,我真想和柏拉图一起守在他身边,听他说出最后一句话:“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,只是要让它发光……”

  五、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

 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,各种信仰和主义可谓多矣,但有信心要求人无条件接受的并不多。更多的,不过是一手拿着信仰,另一只手却举着面包或仅仅是对面包的承诺。这种有条件的信仰,终究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面包主义;而无条件的信仰,伊斯兰教,如果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了。

  如果承认人必须有信仰,那么我愿意生活在穆罕默德时代的麦加。我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牧羊人家的孩子,也没有太高的觉悟,能够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(公元六二二年),成为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少数追随者之一。但我知道,他教我们仰望苍穹,用心灵去体会那天地间至大的伟力。

  电影里曾有很多这样的场面:医生对拄着拐的病人说:“试试,扔掉你的拐杖,你其实自己能走的。”病人起初并不自信,但在医生的鼓励下,最后终于迈出了不靠拐杖的第一步。在信仰的领域,穆罕默德就像这位医生,他强迫阿拉伯人放弃偶像崇拜——那些已经无用的拐杖,径直投向真理的怀抱。对于心灵来说,这是一次伟大的解放。

  他本人并不能消灭人世间所有的苦难,但他有这个信心。他说:我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。而我们知道,从亚伯拉罕(伊斯兰教称为易卜拉欣)到耶稣基督,先知的名字总是和无穷无尽的苦难相连。现在,既然最后一位先知出来,那么人类的苦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?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,我想我会相信的。

  六、名士时代的东晋

  《世说新语》里讲,王献之居山阴,突然想念戴安道,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访戴。天亮到了戴家门前,却连门都没敲,转身就走。仆人很奇怪,问为什么。王说:“吾乘兴而来,兴尽而去,何必见戴?”这就是名士风度,以心照不宣为特征。在人际关系复杂化的今天,我有理由怀念这个时代。当然,站在道德的立场上,我们有一万条理由攻击名士们都是废物,但我们似乎并不理解他们对文化的感情。

  如果逃跑是光荣的,那么外国有敦克尔克大撤退,中国则有“衣冠南渡”。英国人是“留得青山在”,而东晋士族则留得了文化在。既然抛家舍业地到了江南,只剩下文化上的一点点优越感,那么他们就必然要把这文化珍而重之地供奉起来。

  我们都知道,对一样东西感情太深,往往并不会总是挂在嘴边。名士们也一样,对文化爱得太深,反倒不谈了。他们喝酒,穿奇装异服,品评人物,在一般人眼里是放诞,但在他们心里,却是用这些为文化筑起了一道篱笆,不让别人轻易染指。甚至连他们自己,消费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,而只是它的观赏价值。对文化的珍视,是心照不宣的名士风度的基础。他们的幸福,在于以这种方式,居然不乏同志。

  七、宋襄公时代

  春秋时,宋襄公与楚国打仗。部下劝他乘楚人半渡击之,不听,终遭败绩。宋人怨他,他却说:“君子不困人于厄,不鼓不成列。”与敌人讲仁义道德,历来,宋襄公被看成傻瓜。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,他不过是在维护一种传统军人的荣誉感,只是行将过时罢了。这种荣誉感,为贵族所独有。当时打仗,大概不像后来残酷,倒有点过家家的意思。战斗的胜负,主要取决于双方贵族的决斗,一般士兵,不过跟着摇旗呐喊而已。而贵族,往往又把荣誉感看得比生命还重。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,宁可被打死,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,就是这种荣誉感最后的折光。另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,像“不杀二毛”,就是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,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。

  你尽可以笑他们痴,笑他们傻,但你不能不承认,那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时代。当时大地上还很空旷,做人,必须顶天立地才能自存;而阴谋诡计,只有在人挤成球的地方才会有市场。同时,贵族固然世袭,但也必须拿出真家伙来,不但要勇敢,而且能够出使外国,即席赋“诗”言志,不辱使命,才能证明你无愧于“君子”。这个时代之所以令人神往,在于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时代。中国的大国风范,就是奠定于此时。

  八、达芬奇时代的意大利

  无疑,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。你不但能够目睹许多伟人和他们的作品,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。与中世纪相反,这不再是一个考虑人类集体幸福的时代(很奇怪,当一个时代的精神,以人类整体幸福为研究对象时,却往往使所有的个人都生活在不幸之中),而是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幸福。你很难说,达芬奇在画他的圣母的时候,心中没有崇高的宗教体验,但他却画出了最个性的微笑和世俗的生活体验。一般的说法,这是人文主义的觉醒。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了,匆匆的步履代替了以往的谨小慎微和亦步亦趋,人们由于自信而脸上洋溢着光彩。甚至,一个叫哥伦布的人已经扬帆航往美洲了。

  这是一段好时光。在过去的一千年里,基督教总在对人们说,你们是生来有罪的,所以你们今生的目的就是赎罪和受苦。而这时,人们终于为自己的付出向这个世界讨还利息了。甚至可以说,人们为此在一二百年里,挥霍掉了本应均摊于过去千年之中的幸福。

  这是一个以微笑著称的时代,蒙娜丽莎的微笑,维纳斯的微笑,圣母的微笑,还有,假如我是一个威尼斯水手的话,在岸上欢送的人群里看见的微笑,全都那么意味深长。总之,我愿意生活在这个人们都学会了微笑的时代。

  九、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

  这个年代和这个地方的叠加,给人的印象就两个字:艺术。我并不很清楚,为什么在这十多年间,巴黎一下子变成了艺术的耶路撒冷和麦加。但的确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曾聚居在这里,为这个城市蒙上了一种纸醉金迷的颓废色彩。他们当时并不出名,但日后都成就非凡。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随便找一间酒吧坐下,还有什么比这更舒坦的事吗?那时,对马蒂斯、毕加索、海明威还有加缪等人,你并不毕恭毕敬地仰视他们,而是面红耳赤地和他们争论着有关艺术原则的问题,说到兴浓之处,每个人都不觉已经酩酊大醉了,然后互相扶持着回宿舍,继续争论或者开始创作。

  几乎本世纪所有的艺术流派和思潮,都能在二十年代的巴黎找到其源头。这种多元的存在和可能性,真是令人兴奋不已。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,那么你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呢。或许,巴黎并不真正告诉人们什么是艺术,她只是为你提供生活的可能性,提供故事发生的场景,为你提供一种艺术的心情。这是沙龙艺术时代的余绪,但更加平民化了。

  当然,巴黎并不是没有严肃的事业。比如你对历史感兴趣,你可以加入年鉴学派,与布洛赫他们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。别以为这是枯燥乏味的事情,事实上,你经常会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

  十、今天

  喜爱今天是一件别无选择的事,就像你别无选择地要喜爱父母和祖国一样。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时代。各种新技术的应用,使人们产生了空前的骄傲感,认为今天的时代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,生活在这个时代,至少在幸福感上可以傲视前辈。

  但是牛顿说过:“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,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”我们能有今天的一切,难道是因为我们自己伟大吗?我们这个时代又是否产生了真正的巨人呢?换句话说,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巨人和巨人的事业,在子孙面前,我们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他们吗?

  在这个意义上,至少上个世纪就比今天伟大得多。不错,我们有电视、电脑、飞机,而他们没有;我们曾登上过月球,而他们没有;我们打过两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,而他们也没有。但是,我们今天所安享的一切,不都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奠定的吗?他们有进化论,有电磁理论,甚至有马克思主义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,在这个高度上,我们今天有堪与之媲美的东西吗?本世纪最伟大的学说,莫过于相对论,但爱因斯坦完成其主体构思,却是上个世纪末的事。

  本世纪,特别是今天,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,而不是理论的时代。今天的成就,不过在于把前人的理论从技术上取得实现。这就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难道我们有凉可乘就可以目空一切吗?想想,我们栽过树吗?我们不过是在前人栽的树下浇浇水而已,就把结的果子统统据为己有了。一个技术的时代,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理论支撑着,终归是无源之水,并且终将减缓其上升的势头。打个比方,以现有理论,人类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登月,但人类能够冲出太阳系甚至银河系吗?至少今天,我们还拿不出一种能够与之相对应的理论。

  相对而言,技术上的实现容易,而理论的建造则难。在这方面,今天这个时代,颇有避重就轻的味道。况且,今天许多技术上的实现,不过是靠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;而这种高投入,终究会有个极限,因为地球是有限的。这种情形,很像小孩玩积木,他雄心勃勃地打算造一座最高的房子,但实际上办不到,因为积木码得再高也是有极限的—如果没有胶水的话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,如果技术是积木,那么理论就是胶水。

  再说理想。与以往相比,我们今天最值得骄傲的是有个联合国,但这个理想却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二百年前设计的。我们谈论人的权利和民主,但其原则,却是由美国立国时确立的。我们今天超出前人的理念,不过在于对和平的执著。这倒不必非从前人那里挖根子,无非是我们自己用血的教训换来的。相信只有这个,才会被后人划在我们头上。

  总之,细想想,如果拨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,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,也就平平无奇而已。

(责任编辑  贾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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