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长为一棵树
『作者:东东枪』『最后更新:2015-04-30』『浏览次数:..』『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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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年来,我一直生活在自己想要离开的城市,而它是父亲梦中归来的城市。

  父亲24岁离开此地,支援建设大西北,与我的母亲,一位山东姑娘相遇。在我成长的那个小城,上海人与东北人、江苏人与四川人、云南人与贵州人结合的比比皆是。他们之中,只有极少数人,如我的母亲,热爱这个自己亲手在戈壁滩上背冰化雪建立起来的小城;而90%的外地人,一生的梦想与追求,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。

  归去的路各有不同。住在我家对门的一对上海夫妻,在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调回上海工作后,不到50岁便办理了病退,回上海打工。搬家的那天,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挥动双手与我们道别。关上门,父亲说终于回去了,母亲则嘟囔了一句“上海已经不是他们的上海了”。除去调回去的实力派、提前退休的激进派,更多的人选择了退休以后回去,于是他们倾尽钱财,在年少离家的城市购房,或者安排子女考入那个城市的大学,留在当地工作。

  我知道自己必须去武汉读大学,虽然我喜欢的城市是北京。被武汉大学录取后,父亲早早就安排要送我去学校。这个行为,在母亲眼里颇有些成全他自己的味道,“你爸就喜欢湖北,我可不喜欢,总下雨。”母亲说。

  第一次去武汉,火车尚未提速,从我成长的小城到父亲长大的城市,要走45个小时。对于这个距离的抱怨,终止于同系的一位女同学,她的父亲也是湖北人,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她回家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。

  火车由北向南,自西向东,黄色的土地上慢慢有了绿色,当荷塘出现在眼前,我知道父亲眼中的天堂、母亲眼中潮湿忧郁的南方,已经到达。

  如果说喜恶可能遗传,我的喜恶一定是遗传自母亲。到武汉的第一年,梅雨天气几乎把我折磨疯了。下个不停的雨,每双鞋都进水,挂在走廊里的衣服永远干不了,被子里潮湿的味道让我总是做被关入阴冷山洞的噩梦。虽然后来略有适应,毕业时我还是悄悄联系了北京的单位。

  送别宴吃过两轮,父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“我给你联系了一个单位。”他带着我从江南走到江北,又从江北回到江南,与他久未谋面的老同学、老朋友相见,有人热情,有人冷漠,一生不求人的父亲全然不顾他们的态度,燃尽最后一丝尊严,也要为我在武汉找到一个落脚的单位。

  我终究无法对父亲说“我要离开”。

  此后5年,我始终在留下与离开之间挣扎,想要奔赴的城市从北京转移到了广州。有一次,我准备扔下一封辞职信就南下。正在宿舍整理行李的时候,同宿舍的女孩忽然兴冲冲地跑来说我父亲要来了——她的部门主管是我父亲的熟人。我沮丧地将刚卷好的被褥铺整齐,坐在床边发呆。第二天,父亲来了,我什么都没说。

  这座城市似乎成了我的宿命。相较于北京、深圳那样的城市,武汉是一座不容易被外乡人爱上的城市。夏天很热,冬天很冷,路堵人暴躁。巨大的城市被两江隔成三镇,散落于三镇的朋友,见面的次数甚至比不同城市之间的更少。

  我结婚生子后,父亲终于如愿回到了武汉。尽管他也时常抱怨武汉人喜欢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,早晨的电梯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芝麻酱与汗液的混合味道,然而更多的时候,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种终于归来的满足。他喜欢这儿湿润的空气,喜欢一个人坐公交车穿越长江,喜欢去附近的湖泊钓鱼,对于一个垂钓爱好者来说,这里就是天堂。

  武汉像父亲念念不忘的初恋情人,我与母亲则在背后说尽它的坏话。2007年,母亲去世,逃离了这座城市。之后,父亲再婚,有了自己的住所。搬家那天,我忽然说起自己这么多年留在武汉的原因,父亲不无惆怅地说:“以后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。”

  可我去哪儿呢?曾经梦想的城市,北京的房我买不起,广州的桑拿天我受不了,深圳是新青年的天下,不知不觉,我已经走过了能够因为喜欢一座城市便背起行囊、投入其中的年龄。喜欢一个人,不一定与他一起生活;喜欢一座城,不一定生活于其间。所谓的舍得与放下,只是因为已经没有了义无反顾的资本与勇气。

  人在年轻的时候,是一只鸟,年龄愈长,就愈像一棵树。

(责任编辑  妥筱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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